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題目曝光！徹底顛覆想像．．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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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一屆科舉。各省分擬各題，側重各不相同。最切合​​朝廷風向的自然是順天鄉試了。擬題如下：(以策論為例)

　　題1、漢初馳商賈之律論
　　題2、東漢中興功臣多習儒術論
　　題3、龔遂治渤海虞詡治朝歌論
　　題4、隋唐二史不為王通立傳論
　　題5、吳兢上《貞觀政要》張九齡上《千秋金鑑》司馬光上《資治通鑑》真德秀上《大學衍義》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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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題目與當時清廷新政可謂是相呼應了。此外，江南，浙江，江西，福建雲貴各省，出題思路大體同上，甚或有一二重複，勿需贅言。以下再列幾省相對有特色的試題：

　　河南：中州形勢論
　　陝西：王猛治秦論
　　山西：韓信引兵下井陘如陳餘用李左車策信將何以待之論
　　這類題型屬於地域色彩相對較濃的一型
　　最囂張的是湖南，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成一旅致中興論(明擺著是親光緒麼)
　　最有趣的是廣東，武以俠犯禁論(估計是當時廣東革命黨暗殺之風太烈了)
　　最費解的是山東，遼金元開國兵力論(也沒人舉報它，這種題目足夠興一場文字獄了)

　　會試。

　　光緒三十年正逢西太后七旬萬壽，為慶賀太后壽誕，故將本是正科的會試和殿試改稱為甲辰恩科。

　　考時：四月初十日
　　考點：由於京師貢院毀於庚子拳亂之時，故時會試改在開封舉行。
　　考官：裕德(協辦大學士)，張百熙(吏部尚書)，陸潤庠(左都御史庠)，戴鴻慈(戶部右侍郎)。




考題：第一場，史論5篇：

　　1、週唐外重內輕，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
　　2、賈誼五餌三表之說，班固譏其疏。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，中行說亦以戒單于，其說未嘗不效論
　　3、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，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
　　4、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
　　5、北宋結金以圖燕趙，南宋助元以攻蔡論
　　(第1題藩鎮，第2題平戎，第3題變法，第4題舉賢，第5題以夷制夷，還真是理論聯繫實際，就是最後一題不太吉利，有亡國之兆。)

　　第二場考各國政治，藝學策五道：

　　1、學堂之設，其旨有三，所以陶鑄國民，造就人才，振興實業。國民不能自立，必立學以教之，使皆有善良之德，忠愛之心，自養之技能，必需之知識，蓋東西各國所同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，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。講求政治、法律、理財、外交諸專門，以備任使，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。分設農、工、商、礦諸學，以期富國利民，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。三者孰為最急策。

　　2、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，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。

　　3、日本變法-之初，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，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，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。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。

　　4、周禮言農政最詳，諸子有農家之學。近時各國研究農務，多以人事轉移氣候，其要曰土地，曰資本，曰勞力，而能善用此三者，實資智識。方今修明學制，列為專科，冀存要術之遺。試陳教農之策。

　　5、美國禁止華工，久成苛例，今屆十年期滿，亟宜援引公法，駁正原約，以期保護僑民策。


第三場《四書》《五經》義。

　　1、首題為：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義”。
　　2、次題為：“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”。
　　3、三題為：“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自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義”。


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名狀元劉春霖的狀元殿試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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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自隋開始有科考，但是隋朝沒有留下一個狀元的名字。自唐武德五年(六六二年)第一個狀元孫伏伽起，到清光緒三十年(一九0四年)的劉春霖止，在漫長的一千三百年間的科考中，所取狀元有姓名可考者，據一九九五年上海文化出版社《中國歷代狀元錄》載共六百零二人。眾多狀元中，留下詩歌、詞賦、對聯、文章、書畫不少，但殿試狀元卷卻是鳳毛麟角。劉春霖狀元卷，共有兩千零五十九字。如扣除答卷所列三代及履曆八十四字，只有一千九百七十五字，足見爐火純青，字字珠璣。


此件殿試卷，為館閣體奏摺式刻印件。封面為黃色，內頁為白宣紙刊印，版框與格均淺紅色。內容是根據“皇帝策問”而答，答卷每行二十二字，應抬頭到頂寫則二十四聿，其格式之嚴謹，文章之縝密，書寫之工整，均無可挑剔。此件可能仿其原大而刻印。殿試卷照錄並經整理、斷句及標點，現附文如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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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殿試舉人，臣劉春霖，年三十歲，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，由拔貢生應光緒二十八年順天府鄉試中式，由舉人應光緒三十年會試中式。恭應殿試，謹將三代腳色開具於後；曾祖永生，未仕，故；祖昆儀，未仕，故；父魁書，未仕，故。

　　臣對：臣聞王者不吝改過，故盛世有直言極諫之科，學者義取匡時，故貞士有盡忠竭愚之志。昔漢文帝除誹謗之法，而後賈山、賈誼爭致其忠讜之謨；武帝崇尚儒術、詔舉賢良，而後董仲舒、嚴安、徐樂之徒群集於闕下；宋仁宗複製舉諸科，除越職言事之禁，而後蘇軾、蘇轍對策極言時政闕失。其於任官治兵主要，裕財正俗之方，類能指陳利害，上廣人主聰聽，下系四海安危，非僅在詞章之末也。夫殷忱所儀啟聖、多難所以興邦，勢有必然，理無或爽。欽惟皇帝陛下踐阼以來，勤求治道，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，然而治效未彰、外患日亟，意者固時制宜之道或有未盡歟。

　　乃者臨軒試士，冀得嘉謨，舉察吏、治軍、理財、勵士諸大政，進臣等於廷而策之。臣愚陋何能與此，顧自幼學以來，亦嘗究心於治忽之原，考求於中外之故，懷欲陳之而未有路。茲承大對，諭旨勉以直言無隱，何敢飾辭頌美，而不竭其款款之愚。

　　伏讀《制策》有曰：君人之道予育為心，而因求簡賢輔治之法，此誠安民之急務也。臣惟民間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，故欲平治天下，必自重守令始。昔漢以六條察二千石，而以察令之權寄之於守，此與今制用意相同。然漢代循良之吏後先相望，而今治效不古若者，豈非粉飾欺蔽之習有所未除乎?欲杜粉飾欺蔽之習，在通上下之情。長官勤求民隱不敢自尊，則屬吏清慎自持不敢作偽，自然之理也。

　　且夫今之守令，其任較前世為尤重，其事較古時為更繁，何也？世局日變，萬政待興。舉凡學堂、警察、交涉、工藝諸政，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。將欲任以繁劇，必先擴其見聞，是在長官加意陶成，俾咸具溥通之知識，而後委之以任而不惑，責之以事而不迷，綱舉目張不勞而理。今各省雖設館課吏，多屬具文，歲月一試，不過較文字之工而已，政績何由而成，循聲何由而著耶?

　　漢制縣邑丞尉多以本郡人為之，利弊其所夙悉，故治效易彰，此周官遺意，其法似可仿行。果能博採公論，慎選賢紳，於治必有裨補，不必過為疑也。皇上澄清吏治，必先通上下之情，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一也。《制策》又以三代之製寓兵於農，因詳究歷代兵制之得失。臣謹案：井田溝洫之法廢，遂專用徵兵。漢高祖設輕車騎士、材官樓船，常以秋後講肄，課試各隨其地之所宜；唐初置府兵，中葉以後專用徵兵；宋韓琦之議養兵。蘇軾之言定軍制練軍，實皆深切著明。今日環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國，知兵之選遍於士，夫體育之規基諸童稚。夫兵凶戰危自古為戒，故孔予以軍旅未學辭衛靈公，誠以窮兵不已終至於亂。左氏亦言；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

　　然自有國家以來，必不可一日去兵，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說也，如人身然，血肉既具，必有氣力以貫注之，而後足以發揮其精神，以生存於萬類競爭之世。人身之氣力不足，則血肉有雍滯潰敗之憂，而精神亦無所附麗，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於宋明，數千年來無不以兵制為急務，乃世之論者動是古而非今，輒謂人民歲輸數千萬之資財以養此坐食驕惰之兵，固不如古者寓兵於農之善，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趨於變況，以今日群雄角逐戰術之變幻、器械之精利，雖日召其兵而教練之，猶未必勝人，而謂集氓隸於行間，驅之以臨戰陣，庸有幸乎?然則，兵者固必教之於平時而又精且多，然後可並立於群雄之間，所謂氣力充而精神煥矣。皇上整軍經武，士卒知學為先，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二也。

　　《制策》又曰：《周禮》太宰以九式均節用，而因求節流之法。臣謹案：職內掌邦之賦入，職歲掌邦之賦出。此即近世各國所謂豫算、決算也。昔蘇軾之策理財，謂天下之費有去之甚易而無損，存之甚難而無益；曾鞏之議經費，謂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，皆扼要之論。然臣謂理財，於今日節流不如開源之尤要，蓋自通商以來，利源外溢，雖百計節省而無救於貧。開源之道在振興實業，中國神皋沃壤幅員縱橫寥廓，且地處溫帶之下，百物皆宜，則當講求農事。人民四百兆善耐勞苦，而且心思聰敏。中外交通以後，閩粵瀕海之人類能仿造洋貨，果其加意提倡，不難日出新制，則宜振興工藝。歐西以商業之勝哀為國力之強弱，輪帆交錯以爭海外利權。中國商業不興，漏卮日巨，欲圖抵制之道，則宜擴充商務，如此則野無曠土，市無遊民，精華日呈，然後利權可挽。皇上慎乃儉德，而尤必廣闢利源，此不得不國時制宜者三也。

　　《制策》又以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，因欲範圍多士，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，此今日學界之要圖也。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，以選士、俊士、造士為任官之法。漢重明經，復設孝廉賢良諸科，其時賈、董之徒最稱淵茂；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，而不免清議標榜之病；唐初文字最盛，中葉而後乾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，而士習大壞；宋世名儒輩出，各有師承，至於崇廉恥、敦氣節，流風所被，迄有明而未—衰。雖其人能自樹立，亦以教學相勉，師道立而善人多也，夫大道載於六經，而倫理先乎百行。今日浮蕩之士，未窺西學已先有毀裂名教之心。故欲正人心、端士習，必以明倫為先，欲明倫理必以尊經為首，此即國粹保存之義。皇上倡明文教，必以經學正其趨，此不得不因時制宜者四也。

　　凡此四者，皆保世之閎規，救對之要務。苟予曰法後王，董仲舒曰為政不調甚者更張，乃可為理。夫使時移勢異，而猶拘守成法，此《呂氏春秋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者也。自古有治人無治法，故孔子曰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臣尤伏願皇上懋學修身，以為出治之原,然後用人行政，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，故有湯、武而後有伊、呂之臣；有堯、舜而後有勳、華之業。

　　由是以課官而官無不職，以治兵而兵無不精，以理財而度支無匱乏之憂，以勵學而士林作貞之氣，則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。

　　臣未學新進，罔識忌諱，幹冒宸嚴，不勝戰栗隕越之至。臣謹對。

　　這次殿試是在科考變革後進行的，殿試策問並非八股文章。八股文題目一般是以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的文句為題，解釋須以朱熹《四書集注》等規定書目。這種死板的考試內容和形式，嚴重束縛了士子的思想，導致應試者酸腐遷拙，只知死摳章句。光緒二十四年秋，下詔實行新政，在科舉考試中廢除了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和八股文，增設了《皇帝策問》等新的科目。策問則按問對答，所問範圍主要是抓綱治國之策，有弊端之處，當問其利弊及解救之法。如《皇帝策問》曰《周禮》太宰以九式均節用，而因求節流之法?劉春霖答曰：“然臣謂理財，於今日節流不如開源之尤要，蓋自通商以來，利源外溢，雖百計節省而無救於貧。開源之道在振興實業，中國神皋沃壤幅員縱橫寥廓，且地處溫帶之下，百物皆宜，則當講求農事。人民四百兆善耐勞苦，而且心思聰敏。中外交通以後，閩粵瀕海之人類能仿造洋貨，果其加意提倡，不准日出新制，則宜振興工藝。歐西以商業之勝衰為國力之強弱，輪帆交錯以爭海外利權。”劉春霖對答切中要害，舉例得當，時至今日仍有實際意義。上述見解如能逐一實施，為當富國強民之上策。但權柄操於慈禧之手，光緒二十七年(一九0一年)簽訂《辛丑條約》之後，列強入侵，清廷開始走下坡路，光緒帝欲振興國家，談何容易。